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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四裔”观

——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肖红兵1，李小白2

[摘　要]“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四裔；华夏民族；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一、引言

严耕望在评价中国近代历史学家时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但是，在中国近百年史学与史家的研究中，学术界“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则相对冷落”，这种“冷落”实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相称的”[2]。虞云国在论及近代中国新史学时亦指出，“在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式的领袖人物，或注目于王国维、陈寅恪建构的那种令人炫目的史学新范式。吕思勉史学虽与上述效应无缘，但在新史学的创建过程中，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价值”[3]。从上述学者的评价看，吕思勉在中国近百年史学发展的学术地位开始被学人认可，其史学思想和学术著述也逐渐被纳入国际视阈的学术研究之中。

笔者近读吕思勉的诸多著作，深仰他“穿贯史事，若缀千狐之白而为裘，使往史失载之大事，突然现于眼前”，以至“未道破则人不能言，已道破则人人共信”[4]的史学内涵。事实上，吕思勉和陈寅恪一样都把文化史和民族史视为研读中国历史的两把金锁钥，只是与陈寅恪相比，那种逆聚于内心深处的文化和民族苦痛精神在吕思勉身上似乎要淡薄许多。但就民族史研究而言，吕思勉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对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这应是陈寅恪所不肯为之的。就《中国民族史》一书来说，吕思勉以清乾嘉学人的精神详尽考证了许多重要民族的起源分布、族落分化、迁徙消亡及与近代世界许多民族的关系等，可谓集各民族的政治史事、社会经济、族落个性和文化习俗于一体，且叙述了历史时期亚洲各国、各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极具全球史学的视野和内涵。

刘学照称赞吕思勉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5]，虞云国亦赞誉“吕思勉是现代史学大家，他的史学成就以会通淹博、睿识独断见长，至今仍是后人仰之弥高的不朽丰碑”[6]。近阅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和《读史札记》等书稿，深觉前贤们所言诚是。从吕思勉的史学著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对历史上以“四裔”为称谓的诸民族的认识和态度，然而学界对于吕思勉的民族史观关注较少，笔者试以此为视角来窥解吕思勉的史学真义和学人精神。

二、吕思勉对华夏民族的总体认识

从国族史层面看，吕思勉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7]。笔者认为吕思勉此处的“民族”一词含有种族的概念，因为古代中国的许多政权是建立在特殊种族基础上的。其二是吕思勉主张的民族是国家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而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则近乎造就了其形成之国的历史，于华夏民族史而言正是如此。

吕思勉严格区分了种族与民族的不同涵义，认为“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杂居稍久，遂不免于混合”，而“民族则论言文，论信仰，论风俗，其同异不能别之以外观”[8]。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吕思

勉进一步指出，“唯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汉族以文化根底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9]。笔者认为，以上认识可以说是吕思勉对华夏民族史具体而全面的总结，也是吕思勉对我国历史的深度把握和通解。

事实上，在吕思勉看来，近世所说的“华夏民族”是由“汉族”和诸“四裔”民族共同之称谓，故其将“华夏民族”大致分为12大族。除白种诸族以外，其余11族又可分为三大系，即南北二系及居中之汉族。吕思勉指出，就地理环境论，“北系除貉族外，多据山岭崎岖而苦寒之地，故常谋求进入中原，又或进入西域，有时且及于欧洲”；而西南广大区域则“地势崎岖，而气候炎热，其民族分散，故团结较难，开发亦较迟”；但是“由于汉族与南北各族人民之共同努力，故能大启文明，创建世界上宏伟之大国”[10]。吕思勉这种以活动的地域特征来论述历史时期中国诸民族的分布、迁徙和演变，是比较符合华夏民族历史实际的。

对于“汉族的由来”吕思勉赞同汉族或是继“古之三苗”之后而入居中原。他据“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等文献资料认为，“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并说“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于所谓的“汉族西来”说，吕思勉指出“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11]，笔者认为此处的“西来”是相对于“中原”而言的，其意为汉族并非中原固有的或最早的民族，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绝不是单纯的民族”[12]，从中可以看出吕思勉是将“汉族”作为一个兼有民族与种族两层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

另外，对“汉族”称谓的由来，吕思勉虽赞同“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则华夏确系吾族旧名”[13]，但又指出“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且炎刘不祀，已越千年。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以不关朝号”[14]。由此可知，吕思勉是认同“汉族”非纯一的中国民族，甚至在华夏早期文明的“兴亡之迹”中，“汉族”与后来所谓的“四裔”种族是同等身份的，至其迁居中原逐渐成为凝聚和融合“四裔”民族的主脉后才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和代名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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